性社会学研究 | 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2009-2013（博士篇）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在2019年，性研究ing将推出“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和硕博学位论文（仅摘编题目与摘要）。接下来几期我们将梳理中国大陆与性社会学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以五年为间隔，以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为主。英文文献仍以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为主，介绍最新期刊的论文情况。

本期整理的是2009-2013年的与性社会学有关的硕博学位论文，通过知网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共查得8篇博士论文和31篇硕士论文。因限于篇幅，故将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分开推送，本篇主要介绍的是博士论文。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

目录

1.场域与惯习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都市中多个性伴侣的社会交往实践分析    

张楠，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6月

2.互联网、性以及关系的主体建构——一项基于北京某高校BBS“谈性”版面成员的日常生活研究

张娜，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6月

3.认同而不“出柜”——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文化阐释

王晴锋，北京大学，2012年6月

4.“疾病”、“健康”及其相关的主体建构——基于女性性工作者生活的质性研究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5.拿起针筒的国家——社会学视角下消灭性病运动，1949-1964

杜鹃，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6.污名的统治——泛政治视角下的污名研究：以艾滋病为例

姚星亮，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7.空间、表演和文化：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8.中国城市异性性关系的实证研究——资源、脚本和空间视角下对多伴侣性行为、性生活满意度的考察

王东，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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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与惯习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都市中多个性伴侣的社会交往实践分析

张楠（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6月

摘要：

在我国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性”一直都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性”跟“吃”一样是人类最根本的需求，性关系也就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关系之一，对此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做出了相关的著述。笔者认为考察都市中各类性关系是研究社会对人群关系作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性文化与我国传统性文化的融合，多个性伴侣关系（简称多伴侣关系）在我国社会中发展迅速。笔者描述了我国的多伴侣关系的社会客观环境。首先是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限性。虽然主流社会的法律、法规并不能接受多伴侣关系这种社会现象，但目前尚不能完全限制所有种类的多伴侣关系。其次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固守。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把诸如“一夫多妻”制的传统性关系文化烙在了许多国人的心中，这使得一部分人在思想上并不抵触社会中多伴侣关系的存在。然后是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1980年以后，随着我国民众性观念的转变，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目前在我国只有较少的研究关注多伴侣关系这种社会现象，如潘绥铭用“社区性文化”和“性关系态度”因素来考察社会对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的作用。同时，他认为“交换理论”的思路对多伴侣性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笔者尝试运用布迪厄场域与惯习理论来解释我国社会中的多伴侣关系。以多伴侣关系行动者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为场域，以性社会交往实践为惯习，以有多伴侣关系的人为行动者。分析多伴侣关系场域的形成与发展，探究该场域运作的逻辑、特有资本的运作方式，以及行动者围绕利益争夺而展开的惯习特点。

在这样的理论研究前提下，笔者设计了相应的质性研究方法来收集相关信息，包括对已有资料的收集，非正式访谈和深入访谈。我国南部一座多伴侣发生率较高的城市—木兰市被选为研究地点，笔者共对26名有多伴侣关系的当地人进行了深入访谈。所有访谈资料录入电脑后，使用ATLAS.ti6.2对所有访谈案例资料进行分析。

根据被访者的主体建构，笔者按照持续时间的不同将木兰市的多伴侣关系分为长期和短期多伴侣关系。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笔者对木兰市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流动人口、离婚率水平、娱乐场的分布等信息做了大致的描述，以帮助理解多伴侣关系是在什么样的城市社会环境下发生、发展的。笔者对长期多伴侣关系场域的结构与逻辑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通过实例证明了多伴侣关系场域可以满足布迪厄概念中的三个基本性质，即网络、位置和构型，多伴侣关系行动者基于社会网络而占据了某种位置，并因位置而掌握了相应的资源，行动者们在场域中开展活动的同时会受到场域构型功能的影响。然后，笔者论述了多伴侣关系场域与布迪厄理论对应的三个普遍性质。其中普遍性质之一的形塑功能与构型功能相似，在多伴侣关系场域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行动者所在场域对来自于社会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的构型或形塑。第二个普遍性质是对应关系，即多伴侣关系场域不是独立于社会条件之外的，它的矛盾冲突要同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发生对应关系。第三个普遍性质是多伴侣关系场域具有独立性，即场域不能还原为多伴侣关系行动者个人的具体心理和行为。

笔者通过对行动者主体建构的总结，发现在多伴侣关系场域中存在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多伴侣关系场域中的特有资本—核心性资本。核心性资本包括天赋的性和社会的性两方面，第一、天赋的性有生理的性、外表吸引力、人格魅力和心理情感四个方面。而社会的性是指在多伴侣关系中性的含义和作用得到了延伸，社会赋予了性关系以新的喻义。场域中的资本形式决定了谁具有准入资格。虽然多伴侣关系并不是某个社会阶层特有的，但在每个阶层中谁掌握了这些资本，谁就具备了入场资格。准确的说有多伴侣关系的人通常在自己的社会圈子中是佼佼者。

利益在不同的场域中的含义不同，在多伴侣关系场域中，利益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常说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多伴侣行动者的建构下，有些利益类似于婚姻关系的利益，如：对生理的性需求、对情感的需求、女人对男人宠爱的需求、对生活依靠的需求、想成为“成功男人”的需求等。而有些则跟婚姻关系的利益不同，如：男人想尝试尽可能多的性伴侣、不必承担婚姻的责任。这些利益只是在多伴侣关系场域中才发挥作用，行动者会围绕着这些利益展开博弈。而博弈是依托性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惯习展开的。

笔者把“性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作为多伴侣关系场域中的惯习，即在人们的日常交往关系网络中，发生在男女异性之间，以性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交往活动，包括性行为活动，简称为性社会交往惯习。跟布迪厄提出的惯习理论相应，笔者通过实例证明了性社会交往惯习的几个重要特点，分别是社会性、前理性、个体和集体性、建构性。在分析了长期多伴侣关系场域的本质特点、场域中的资本形式、行动者的需求利益和惯习之后。笔者利用实际生活中两对多伴侣关系的例子，用相互建构的方法解析了多伴侣关系行动者是如何在其场域中展开博弈的。

由于在访谈中很多被访者同时拥有过长期和短期两种多伴侣关系，因此他们的场域和惯习特点类似。为了突出短期多伴侣关系的特点，笔者对木兰市被访者们主要描述的一种短期多伴侣关系—“一夜情”作出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依据一夜情形成的场域特点将一夜情分为两种，分别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和熟人之间的一夜情。然后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将一夜情分为五个步骤。1.发生一夜情之前双方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2.相识阶段。3．发生性关系之前的短暂阶段。4．发生性行为阶段。5．行动者如何建构自己的一夜情。通过对比发现虽然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由于事件短暂，牵涉到的资本种类和博弈环节较少，但场域的形塑作用还是存在的。而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一夜情是中国特色的一夜情，在发生一夜情之前男女双方相互认识，甚至可以是很熟悉的朋友，只是由于发生过一次性关系而被定义为一夜情。在理论方面，熟人之间的一夜情的特点更像长期多伴侣关系。

由于“找小姐”是一种特殊的短期多伴侣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找小姐”也是一种行动者依托社会交往关系网络而形成的性关系，相对于之前谈到的多伴侣关系，这种性关系的形成与运作方式较为简单，它是一种较单纯地商业性性关系。笔者发现很多有多伴侣关系的男性行动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找小姐，究其原因归纳如下：一是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担心被抓。二是，担心被传染性病、艾滋病。三是觉得万一被别人知道了没有面子。

然后，笔者总结了多伴侣关系的研究对性病、艾滋病防治带来的启示。虽然很多相关研究认为小姐是高危人群，笔者从对男性客人的访谈中发现这个人群使用安全套的意愿很强，而最没有安全套使用意愿的是情人等长期多伴侣关系，陌生人之间一夜情的安全套使用意愿比熟人之间的一夜情要强。

通过对长期多伴侣关系和短期多伴侣关系的详细论述，笔者提出了对布迪厄理论中资本概念的本土化补充，即多伴侣关系场域中的特有资本—核心性资本。进一步阐明了在多伴侣关系场域中核心性资本具有和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同的交换价值。然后，并跟其他研究提出的性资本概念进行了对话。跟其他性资本概念相比，核心性资本最大的不同点是其社会性的特点，同时，笔者通过布迪厄的理论为核心性资本构建了场域，只有在这样的场域中，核心性资本才能存在。

在总结社会对人的性关系影响时，笔者重点提到了木兰市多伴侣比率为什么会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首先，在访谈中发现被访者较喜欢两种多伴侣关系，一种为长期多伴侣关系--情人关系，另一种为短期多伴侣关系--一夜情。两种多伴侣关系都具有聚、散容易的快捷特点，正是当地人对这种快餐式性关系的接受，为被访者们寻找其他新的多伴侣关系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木兰市民众夜生活丰富是导致多伴侣关系的一个诱因。适宜出行的自然条件、兴旺的娱乐场所给木兰市市民营造了外出活动的条件，娱乐场所中的毒品和酒精饮料无形中加速了快餐式多伴侣关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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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性以及关系的主体建构

——一项基于北京某高校BBS“谈性”版面成员

的日常生活研究

张娜（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6月

摘要：

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使用互联网的主体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如何建构网络谈性（sex talk）这一涉性的、基于互联网的实践活动。本研究以北京文大BBS性版面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对经常在版面中互动的参与者面对面访谈的方法，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建构网络进行谈性这一实践机制。笔者基于研究问题出发，通过对网下访谈材料和网上文本资料的分析，结合主体建构视角、常人方法学理论以及以往文献的基础之上，构建本文的主要章节具体的分析框架如下：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本研究的导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叙述。第四章主要讨论本研究田野调查“地点”的背景：包括北京文大BBS的背景和性版面的建立、历史和发展过程；笔者还基于性版的主题帖和回帖进行了文本分析；而且还通过分析一个帖子的互动过程进而分析性版面的文本互动的特质。这一章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性版的现状、BBS文本互动的背景了解。第五章主要探究的是在性版参与互动的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因素，包括熟人关系、熟悉的陌生人关系，陌生人关系。第六章呈现的是性版面中性话题讨论中的规则。在版面中，规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明文规定的规则，属于正式规则，而另一种规则即大家在发言时自觉不自觉地依照某种“程序”，使发言表现出了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共同特征，笔者称之为非正式规则。第七章讨论的则是主体进行网络谈性实践的中介因素，语言和化名。包括成员们互动过程中使用的“性”的网络语言以及成员们利用互联网的一些设置，例如化名（ID）的变换而进行的对真实身份隐匿、暴露、转换的种种行为策略。第八章讨论的是主体如何在网络谈性过程中呈现性别这一网下身份，以及呈现主体赋予网络谈性实践的意义。最后一章总结和讨论人际关系、规则、语言、化名以及主体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主体如何建构网络谈性这一过程将在这一章中呈现。

总的来说，通过对主体叙述互动过程的研究，我们发现网络谈性不仅仅是基于互联网匿名的特征之下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而是熟人、熟悉的陌生人、陌生人交织的人际交往。成员们在不断的互动中建构规则并遵守自己建构出的规则，然后在新的互动中又建立起新一轮的规则。这种规则并不是事先独立于主体事先存在的，而是主体间网络谈性互动过程的产物。网络中的非正式规则的形成机制与主体的对群体的认同有关。在互动过程中，主体根据人际关系的情景认知，通过自身的一系列策略来完成网络谈性这一实践活动，语言的使用和化名（ID）的转换是成员们在互动过程中使用的两种策略。通过对主体赋予网络谈性意义的过程，笔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无事件境”和“恋爱境”。即男性对于“谈性”这一实践的记忆是一种“无事件境”， 女性则能够对与网络谈性的经历记忆较为深刻，是由于她们网络谈性这一实践活动发生在“恋爱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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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而不“出柜”

——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文化阐释

王晴锋（博士），社会学 

北京大学，2012年6月

摘要：

本文首先论述了同性恋身份和话语的产生与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为“制造同性恋”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从“中性的”、“暧昧的”到病理化、罪化,以及新世纪之交的“非罪化”与非病理化的过程;相应地,同性恋者在中国也经历了从公开转入地下,到又逐渐公开的过程。本文悬置各种先入之见的污名、标签和想象,通过结合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试图勾勒出同性恋者的真实生活和话语,揭示了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与呈现方式、情感与择友偏好、性角色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并探讨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家庭出柜以及弱认同下同性恋运动的可能性。
　　当前同性恋者的聚集方式通常有“以地方性的同性恋组织为纽带”、“以关键人物为中心”、“以酒吧与公园、公厕、公共浴场等公共场所为地点”以及虚拟网络空间等;但是同性恋者个体的生存状态却是另外一副场景,他们多是“地下式的”、“伪装的”和“原子化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由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原因,使同性恋者主动疏离并隐匿于异性恋社会。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研究发现同性恋族群中许多同性恋者有长期、固定的伴侣,同性恋者注重感情、渴望爱情。本文的其中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现阶段的同性恋族群仍然缺乏或尚未产生其特有的同性恋亚文化,它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具体表征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的模仿”以及“白咖啡、黑咖啡”等几方面。这种“有历史无文化”的现象主要就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而言,同时它不可避免对地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产生深远影响。文化缺失的一个后果是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倾向于模仿异性恋社会的文化模式。大致可以明辨出同性恋生存状态的“形而下阶段”和“形而上阶段”。形而下阶段是“同性恋的启蒙时期”,由于缺乏文化传统的参照、信息流通渠道不畅、社会能见度低等原因,使得很多同性恋者处于孤独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个时期同性恋者更多地“以貌取人”,择友过程中考虑生理条件而不是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形而上阶段”的身份认同不再仅是通过受本能驱使的、生物性的性行为来完成,而更多地涉及文化因素,更注重同性伴侣之间的感情与心理感受,同伴关系会更为稳定与持久。可以预见的是,该阶段对同性恋权益(诸如同性婚姻、遗产继承、抚养小孩等)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即“以性为中心”和“以身份为中心”的认同模式,前者通过同性性行为来理解和标签自己的同性爱慕情感;而后者在发生同性性关系之前就已经确认性身份,它通过“身份阅读”完成认同,并不将性行为本身作为身份的标志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上。老一代同性恋者更多地是“以性为中心”的认同模式,也因此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现象更为普遍;而年轻一代同性恋者则是“以身份为中心”的认同模式为主。认同的代际差异很可能预示着未来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大转变。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成年同性恋者有着良好的性身份认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同伴群体的自我支持,社会歧视与制度忽略以及传统家庭、婚姻等因素,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过程充满了波澜曲折,这个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性恋者更长、期间引发的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更为极端,比如企图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制度性有意忽略、文化缺失、社会污名以及恪守内化的传统思想观念(主要是孝道),使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不愿意向他人和社会表明自己的真实性身份,他们宁愿躲在“橱柜”里。然而,家庭出柜却几乎是每一个成年同性恋者在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之后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这也是父母与同性恋子女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认同”而不“出柜”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结论,并且就此引发诸多问题。作为拒绝出柜(尤其是家庭出柜)的替代性选择,中国同性恋者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会选择进入“异性恋婚姻”或结成“形式婚姻”。“家庭出柜”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它不仅是同性恋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家事”,它使同性恋者处于同性欲望情感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担忧父母不理解、不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甚至因此导致家庭反目,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父母之间代际冲突的又一文化根源。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依赖感、事先铺垫、伴侣间情感、宗教信仰、时机选择以及父母认知状况等。家庭出柜是高度组织化和深思熟虑的谋略行为。父母的反应高度个人化,这不仅取决于出柜之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父母是怎样发现、为何发现、同性恋者本人的条件以及对出柜后一系列连锁反应事件的应对与处理方式。因此,出柜的过程与结果涉及到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这种意义上,身份认同/出柜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是联结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像西方发达社会中外显、张扬的同性恋运动,中国的同性恋运动更多的是以一种内敛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同性恋精英与活动家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改变同性恋族群自身的素质与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以期最终在制度、法律的层面获得同性恋合法权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者的出柜具有重要的政治涵义,它可以被视为同性恋社会运动的重要表现方式,而且它的运动场域就在家庭内。此外,同性恋消费主义(“粉红经济”)具有突破身份与地域的解放功能,尽管它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方初露端倪。
　　本文力图从个体—家庭—国家三个分析层面切入来探讨当前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在全文中,微观层面主要探讨的是同性恋个体的情感与性,中观层面涉及的是同性恋者的婚姻(异性恋婚姻与形式婚姻)、家庭出柜的代际矛盾与文化冲突,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重点分析了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过程与阶段特征以及结构(作为一种“通过仪式”);而宏观意义上讨论则是同性恋社会运动。其中,在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关注同性恋者的家庭出柜是本文的主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从理论上积极探求中国同性恋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接受西方病理化话语的人格和文化原因,认为中国同性恋病理化与中国文化中的深层结构有关。中国人的人格特征诚如孙隆基所言,其“身体化-联结”(somatizing-and-consociating)的结构使中国文化缺乏心理化的符号介质,对西方人而言是个人的或情感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身体化为生理疾病或外化为人际间的、道德的问题。西方性学将同性恋视为社会越轨现象,从而使之降低为一种个体的心理问题;而在中国,作为现代知识形式的性学则将同性恋视为社会与民族问题。另外,中国本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关于男男性行为的贬损性定义也是接受现代西方病理化的同性恋思想之重要基础。本文创新的另一方面主要在于实地调查中的一些微观发现,诸如同性恋群体中很多人先经历异性性行为(尽管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变),性角色互换,性角色(sexual role)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之间的逆向反差,有些自我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却不喜欢(被)插入式的性行为,而只“抽水烟”(口交),以及一个需要更多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的现象:即男同性恋社群中偏“0”的角色居多等事实。本文认为探讨同性恋现象时要区别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认同模式)和群体(其内部分化)。此外,本文还详细探讨了异性恋婚姻和形式婚姻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冲突。异性恋婚姻反映了个体爱欲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孝”道,孝的解释是“无违”,就是承认长老权威;而形式婚姻正是体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无违”地恪守孝道,在一个讲究人情、面子的社会中,它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调合的产物。而对家庭出柜的论述则从个案的分析中大致明辨出从崩溃、拒斥、僵持、补救到妥协/整合的五个理想阶段。同时,本文亦尝试性地将家庭出柜看作一种“通过仪式”,同性恋者经历浴火重生式的“阈限”阶段,最后重新融入到家庭。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如家庭出柜)使我们重新反思和质疑家庭、婚姻等这些社会制度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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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健康”及其相关的主体建构

——基于女性性工作者生活的质性研究

王昕（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摘要：

本研究是以女性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呈现与阐释她们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并将这种基于“主位”的“疾病”建构、实践与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问题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进行对比（以公共卫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和干预为主）。通过“主位”和“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比，得出视角不同造成的割裂状态，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研究中，运用“社会角色”理论，在阐释与分析中拓展这一理论在特定“角色”群体中的解释力（针对性工作者等社会边缘群体，笔者提出“负角色”概念）。在“负角色”扮演中，女性性工作者形成的“行业感”和“私在生活”影响着她们对“健康”的主体建构和实践。正是“主体建构”视角的引入，让“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得以体现。
　　概括地说，本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主、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是如何被建构和实践的？以及，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在社会中扮演特定“角色”（“负角色”）的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
　　具体来说，本研究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从“主位”视角出发，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是怎么样的？
　　第二、从“客位”视角出发，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是如何建构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问题，以及在实践中是如何开展干预实践的？
　　第三、“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与实践呈现怎样的割裂状态？
　　第四、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
　　从逻辑上讲，研究和写作分为三个层级: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对研究进行综述，并回顾相关理论和文献;第二部分重点阐释和论述上文提到的前三个研究问题，即呈现“主、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是如何被建构和实践的，并进行比证分析，从而为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以准备;全文的第三部分将重点回答上文提到的第四个研究问题，即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
　　本文的写作逻辑如下图所示:第一部分导论:研究综述及文献回顾第1章研究综述第2章文献回顾第二部分割裂:“主、客位”视角下的“疾病”第3章“疾病”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第4章“疾病”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第三部拓展:从“疾病”走向“健康”第5章“健康”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第6章结论与思考
　　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以及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在第一章中，呈现了研究的立意、问题的源起、研究主题的界定、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策略、资料整理与分析框架和研究意义。在第二章中，对以下研究主题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关于“疾病”的研究;关于“健康”的研究;医学模式与医患关系;角色理论及研究。在对这些研究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指出本研究所作出的理论呼应和研究价值。
　　第二部分呈现“主、客位”视角下，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的建构和实践的割裂状态。
　　在第三章中，呈现了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首先，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的主体建构与“行业感”相关:“行业感”决定着她们对性病、艾滋病距离远近的判断，并影响着她们的建构和实践。其次，女性性工作者对性病、艾滋病的建构更多是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的，是作为具体行业实践中的一部分。最后，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的建构因空间流动、不同“客人”以及不同“角色”扮演而呈现出变动的建构结果。另外，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获得和实践需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除了性病、艾滋病以外，“主位”视角下，妇科疾病、其他传染疾病以及胃肠道疾病也被女性性工作者纳入“疾病”建构和实践的视野中。
　　从实践层面来看，女性性工作者对安全套的使用不一定直接受“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影响，也就是说，“知、行”之间的线性关系是被打破的。首先，基于“主位”视角，她们对“安全性行为”的建构不完全基于“疾病”风险的角度，而是与人际关系中的亲疏远近、是否会意外怀孕等因素有关。“陌生人”及其带来的潜在人身伤害也被纳入“安全”的考虑之中。在与老公、男朋友之间的性行为中，考虑“疾病”风险的“安全”被视为是对亲密关系的破坏。安全套的使用逐渐被赋予“性交易符号”，成为性交易的“仪式道具”，并与“私在生活”中亲密关系进行区隔。即便是在与“客人”之间的安全套使用中，也不完全基于理性。“主位”视角下的安全套使用，绝不是“知”与“行”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变动的、情境的、甚至是情绪影响下的产物。另外，女性性工作者的求医行为呈现出丰富的实践逻辑和变动性，与经济原则、“远近”衡量、自我感知和关系网都有一定的关系。
　　在第四章中，呈现了“客位”研究及其“公权力”实践中由于“客位”视角所导致的对干预对象的认识、目的设置、行动逻辑、干预内容以及干预方法及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将这些内容逐一与“主位”视角的相应内容进行比照。
　　从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认识来看，“客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被一种“身份”标定在“公权力”实践和具体社会控制中，被视为是“性病、艾滋病的高发人群”，“在艾滋病流行中起放大器作用”;“主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只是一个“角色”。“行业感”不一定与疾病风险有关，也就是说，在行业实践中形成的知识和行动逻辑并不完全指向疾病预防。另外，她们还有其他“角色丛”扮演中的“私在生活”。
　　从目的设置来看，“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指向“程序目的性”，即降低性病、艾滋病的发病率;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和相关疾病知识的知晓率;促进其医疗行为的改变等。从“主位”视角出发，目的设置应该突破“程序目的性”，体现“内在目的性”，即研究及其实践中蕴含的最终目的，它指向“整体的人”。
　　从行为逻辑来看，“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是在“知信行”理论（KAP）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基于“知——行”之间线性关系预设的行动逻辑造成了实践干预工作中“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出现。“主位”视角下，科学的、正确的、理性的知识并不一定决定着行动的发生。性工作者“负角色”扮演以及其他“角色丛”扮演中的“私在生活”构成了生活整体图景，影响着行动发生和意义解读。
　　从干预内容设定来看，“客位”视角将疫情监测、性病、艾滋病知识、求医行为与诊疗服务作为干预工作的核心内容，仍然仅仅围绕“疾病”的身体维度。在“主位”视角看来，干预内容应突破性工作者“负角色”扮演中的疾病维度（尤其是仅仅关注性病、艾滋病），将她们“私在生活”中其他“角色丛”的扮演也纳入干预内容之中。在追求“内在目的性”的同时，追求具体的、实践性的干预内容设置。
　　基于“客位”的干预方法和评估体现出与性工作者之间“咫尺若天涯”的距离感。“客位”研究及其干预实践在女性性工作者看来是“局外人”和“他者”;干预评估中也只体现对“程序目的性”的追求。从女性性工作者“主位”视角出发，她们更容易相信和接受“局内人”传播的信息和知识;“知识”必须经过“内化”才能影响行动的发生或改变。在“客位”研究及其实践干预评估中纳入女性性工作者“主体”的意见表达，能够体现对“内在目的性”的测量和追求。
　　通过“主位”、“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照分析，清晰地呈现由于“主、客位”视角的不同所导致的割裂。正是这种割裂，使得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在现实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释或解决的问题。“主位”视角的纳入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第三部分呈现了女性性工作者对“健康”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基于扎根理论，“负角色”、“行业感”、“私在生活”三个概念构成了“健康”建构的解释模型。
　　“负角色”，是指在社会系统中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和期待的“角色”设置。“行业感”是指，在某一行业中的实践“主体”（实践者）对这一“行业”及自己在“行业”中从事的工作持有的直接的、自发的、基于主体的体验和认识。“私在生活”是指社会边缘群体个人自我划分出的、与“负角色”扮演无关的私人生活领域，它既是具体时空概念，也是从主体出发建立的“心理区隔”，是当他们没有进行违反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的“负角色”扮演时，日常生活中其他“角色丛”的实践空间。
　　在性工作者“负角色”的扮演过程中，她们自身建立起一种对性工作和性产业直接的认识和体验，这种认识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即不管认同与否），而是对自己跻身的“这一行”的认识。她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疾病风险纳入“行业感”的建立，影响着她们对“健康”的建构与实践。同时，在“行业感”建立的过程中，诸如入行、流动、场所内实践、疾病风险、暴力问题、吸毒问题及其他风险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性工作者具体的“健康”问题。与“客位”的研究及其实践相比，这种“行业感”影响下“健康”绝不仅仅只有“疾病”预防或治疗的单一维度。
　　女性性工作者的“私在生活”，主要由家庭关系、感情生活、人际往来、饮食与居住、生育实践、生活感悟和生命信仰等方面构成。与“客位”视角不同的是，女性性工作者“主位”视角下的“健康”建构与实践不仅仅与她们性工作者的“负角色”扮演有关，作为日常生活中“整体的人”，她们对“健康”的建构和实践是具有整体性的，反映在各个“角色”的扮演之中。“私在生活”的提出不仅是对“负角色”扮演之外其他“角色”实践全貌的呈现，而且，在主体建构视角下，不同角色扮演的整体过程使具有社会隐喻意义的“疾病”走向个人主体的“健康”，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
　　在“行业感”与“私在生活”中，女性性工作的“健康”主体建构是多元的、情境的、实践的。在实践层面，她们的保健行为不仅体现出对经济花费的衡量，而且还基于卫生标准、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对“干净、脏”进行判断和实践。另外，除了“健康”维护之外，保健与保养还体现出她们作为女性对美的实践。
　　综上所述，本研究紧紧抓住主体建构的视角，呈现与阐释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并将这种基于“主位”的“疾病”建构、实践与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问题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进行对比（以公共卫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和干预为主）。通过“主位”和“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比，得出视角不同造成的割裂状态，并呈现从“疾病”走向“健康”的“主体性”必然，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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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针筒的国家

——社会学视角下消灭性病运动，1949-1964

杜鹃（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摘要：

本文旨在对中国1949-1964年消灭性病运动的社会史进行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分析。首先，利用系谱学的方法，通过对医学论文、报刊杂志等文献关于性病态度的文本进行收集和分析，探究“性病”这一医学概念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此揭示这种在中国存在数百年的个体医疗实践，如何被建构成为需要被治理的社会问题;进而这种由于性欲不节导致的疾病，又是如何在新中国的语境中被建构成为“旧社会”的疮疤，而成为被清除的对象。
　　在这样两个相继的过程中，本文利用诸多从未公开过的内部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详细阐述了建国后消灭性病运动的背景（性病流行情况）、策略和结果;引入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现代细菌学说、公共卫生学的发展如何促使知识将性病“问题化”，并创造了权力作用的空间，权力又是如何通过建制化的过程，获取对知识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并赋予知识以合法性。通过这样的分析，提供关于中国消灭性病运动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对性病史及性病控制社会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主题性的综述，结合现有研究提出本研究的立意、价值和理论进路与发展空间.
　　第二章，进一步结合理论框架，提出研究问题、定义关键概念，阐述理论框架对研究问题的契合度和解释力。说明为什么要抛弃“现代性”等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而使用知识-权力关系的框架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性病控制史进行理论探讨。
　　第三章，根据研究的立意和目的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利用系谱学的方法分析和解除“性病”作为医学概念的先验性，通过概念史的研究探讨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本文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具体方法以及伦理学和方法学上的特别考虑。
　　第四章，利用系谱学方法对“性病”、“花柳病”等概念进行概念史分析，将这些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引入到概念产生和使用的过程中。揭示二者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揭示伴随着这一文字上的改变所发生的性病意义建构上的重大变化:性病如何从一个存而不论的个体医疗实践，成为需要被干预的公共卫生问题——知识如何为社会干预和权力开发作用的场域。
　　第五章，以医学建制化的视角构建新中国成立后，性病控制的过程。解释权力在医学建制过程中如何取得定义和设置疾病控制运动的目标、程度和具体方法，进而取得对医学知识的使用权和解释权的过程。并阐明这一运动中出现的“去性化”特征及其作用。
　　第六章，揭示“去性化”特征的本质，通过消除污名建立更大的污名，进而剥夺“性”在话语空间的存在。
　　第七章，进一步总结在中国性病控制运动中，权力-知识的微妙关系，及其运作的背景和基础。并对本文的结论、理论创新和未尽之处作总结性评价。

6

污名的统治

——泛政治视角下的污名研究：以艾滋病为例

姚星亮（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6月

摘要：

污名的现实存在由来已久，从古至今人们无一幸免地或多或少经历过。污名之所以如此普遍，与其表面上所呈现的诸多功能有着重要关系;然而更重要的实质性关系和核心问题一直以来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由于研究领域、理论视野，尤其是政治立场的局限，很多研究者对污名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很狭隘的范围，这也是一直以来对污名的相关研究难有突破的重要原因。现有污名研究面临的困境和主要问题在于将"差异"当作是污名的根源，并且对"差异"存在着自然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认识误区。
　　已有相关研究对于污名的认识通常可以概括为:污名根源于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质性"差异"，经由认知上的社会学习，以及政治、经济等权力结构所维持的规范的引导而在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了对于"差异一刻板印象"的某种识别体系和心理效应，并随着人们在日常互动交往中的认同和运用而逐渐凝结成具备了诸多功能的一种贬抑性社会身份或指称。
　　与通常的污名研究理论视角不同，本文认为:不论"差异"还是"污名"，都是日常交往实践建构的结果--是歧视或相关实践导致了污名，而不是相反。由此，本文否定了"污名是歧视的来源"、"差异是污名的根源"、"污名是以歧视为导向的社会过程"等通行的认识，而指出"歧视是污名的来源和再生产实践"、"标准是污名的根源"、"污名是权势建构与实践在话语领域的反映"、"污名是一种泛政治"等新的逻辑和理论视角。
　　但本文并没有局限于"差异"本身来讨论污名，而是通过对导致"差异"的"标准"的不断追溯，探寻了污名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更为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只有从泛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污名，才能促进对人类世界"理性而荒谬"之不幸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为什么会形成此标准，而非彼标准;标准又如何与差异共谋而成为负载着诸多社会功能的污名，成为隐匿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所不在的统治？
　　在整体构架上，论文围绕"标准"而展开，通过层层解析指出所谓一视同仁的标准，在实质上是权势的象征和实现，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泛政治;而污名的核心正是掩盖在"本质差异"表象中的"标准"，因此去污名化最直接有效也最根本的就是去除日常生活的标准化;而这依赖于主体政治意识的觉醒，唯有发展自觉的主体政治意识，才有可能真正走出污名的统治。
　　由此，论文首先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分析出发，同时结合对已有研究的理解和梳理，归纳了污名和污名研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了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差异"的本质主义认识误区。接着，论文基于语言产生和人类早期交往的简单梳理，对"不同"、"区别"和"差异"进行了澄清，重新解释了"差异"的内涵，指出了差异的前提是"区分的需求"和"标准的确立"，其核心是"标准"，是权势建构与实践在话语领域的反映;从而指出"差异"在现实中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标准一差异"而非"自然、本质差异"，是以理性的名义和权势的压制所实现的社会认同--这过程是权势较量的实践，是政治的滥觞，也是污名形成的前污名化过程--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差异政治"实践而在话语层面凝结成所谓的"污名"。
　　在对污名作出新的阐释和基本界定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泛政治的理论视角，指出污名的形成不仅对差异的凝结有极强的反馈作用，并且有极强的衍生性和扩展性--这个过程就是后污名化过程，并通过此过程实现了其功能化，从而参与到进一步的自我维持实践中。也就是说，污名形成的前污名化过程，和污名作用的后污名化过程，都是权力作用的过程--污名既是政治的产物，本身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的弥散性、再生性、累积性由此在话语层面呈现为一种污名的泛政治。
　　再接着，论文将理论视角与案例相结合进行分析论证，以"AIDS在中国的污名与污名化"为主线，对第一手的定性调研访谈中HIV感染者的主体表述进行梳理和话语分析，并结合AIDS在中国的传播与防治历史，展开相应论述和理论对话。于此，论文通过对艾滋病污名表面归因的本质主义误区的澄清，指出了其实质上是话语策略建构和防治策略建构的结果;并从引发艾滋病的社会问题、艾滋病的问题化和艾滋病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三个方面，论述了艾滋病污名在中国形成、发展、自我实现和再生产的问题。
　　最后，通过前面的理论铺垫、案例分析和材料呈现，论文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污名作为权力关系的实践与维持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三个层次的思想和"污名统治"的理解模式，并在新的视角下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作出回应。同时，也对"污名统治"下的社会背景和一些深层次的困境提出了反思与建议，指出"标准"不仅是污名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一切理性荒谬之不幸的根源，从而简单探讨了人类从功利理性的现代经济社会向政治理性的后现代政治文明社会发展的可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7

空间、表演和文化：

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富晓星（博士），人类学

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摘要：

本文从空间-文化这个研究主题出发，对沈阳男同性恋群体进行历史、地理、婚姻、家庭、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在使用参与观察、访谈方法（个案深入访谈、核心群体访谈、互联网QQ群访谈）考察城市、家庭和商业空间及其文化生产的基础上，本文展现男同性恋群体在主流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生存状态，即相对于制度的一种文化性适应和存在。
　 本文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索亚(Edward Soja)的“第一空间”——可感知的物质实践、“第二空间”——主观构想的空间的概念论述和串联同性恋群体的生长和生活。在第二部分城市空间中，本文着力探讨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践如何在城市空间中得以组织、表述和理解。在第一空间层次，同性恋群体在城市中“点儿”的行为和交往实践是可感知的，隐藏在其背后的是构想的第二空间——符号空间，这是一个以非语言交流为主，通过识别、传递、共享和激励符号进行交往、重构和表征的空间。眼神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城市空间的外因和同性恋群体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本文发现“点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能动平台。
　  在第三部分家庭空间中，生长家庭中性别认同模糊、“远异性、亲同性”的养育环境是可感知的第一空间，这种儒家伦理融入至家族教育造就的“无性”的文化属性对于同性性行为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同性恋者违心地娶妻生子，这构成生育家庭的第一空间，他们发展出三种隐性“婚姻”形态，策略性地适应异性恋婚姻制度。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依据对汉人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解得来的第二空间——责任空间，即同性恋群体与父母、妻子、儿女的互动体现了中国语境下婚姻的实质，即是对维系和发展家庭的责任。
　   在第四部分商业空间中，亚群体男男商业性服务者的文化特点在第一空间——跨地域的组织和流动中可被观察，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与女性商业性服务实践比较得来的遍布全国的男男性交易的第二空间——网络空间，本文将其归结为“蛛网式”结构。这无疑为在这一群体中开展应用性实践提供了基点性的文化分析。
　　表演作为贯穿同性恋群体人生历程的重要生活方式，有效地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连接起来，并促进同性恋群体“第三空间”的生产——文化表征的空间。第三空间具有边缘-中心、他者-主体的内外视角，给予这一群体表达社会和生活感受的新位置。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第三空间注定是政治、文化与个体角力和调适的空间。

8

中国城市异性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资源、脚本和空间视角下对多伴侣

性行为、性生活满意度的考察

王东（博士），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6月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个人而言，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社会对个人全方位控制”的放松，“总体性社会”的逐渐解体，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日渐兴起。社会的日益多元不但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还体现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仅就城市而言，物理空间、空间观念的变迁是改革三十年来社会多元化的一个缩影。本文所考察的异性性关系就是发生于这一变迁的城市空间中。
　　在研究中，笔者将“异性性关系”界定为“长期异性性关系”，即性伴侣关系维持六个月以上。在实际数据中，这种异性关系以“夫妻关系”为主，其比例占88.7％；而其他处于诸如“试婚”、“同居”、“恋爱”、“单身”等状态下维持的长期异性性关系占11.3％。
　　长期异性性关系涵盖的内容很多，本研究主要围绕“多伴侣性行为”、“性生活满意度”展开。前者关注长期性关系中伴侣间的“性忠诚”，主要考察了影响一个人在长期伴侣之外寻求其他性伴侣的原因；而后者则关注长期性关系中性生活的质量，主要考察了性生活中人们在生理、心理两个层面上的感受，回答了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满意程度、性生活生理和心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别。
　　资源理论、性脚本理论为性关系研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视角。在资源理论的视角下，长期性关系双方是一种资源交换关系，性关系双方在资源上的得失不但影响其多伴侣性行为的选择，而且还影响人们对性生活的感受。性脚本理论也有助于理解人类性行为和性感受，在此视角下，长期性关系中的任何行为、主观感受莫不与个体所秉承的性观念、性价值相关。
　　资源理论和性脚本理论提供的是个体层次的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的宏观变迁是当前长期性关系模式形成的土壤；此外，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启发我们关注长期性关系存在的空间环境。为此，在传统的解释框架中，本研究引入了空间视角，关注影响长期性关系的宏观层次。人们生活的社区、城市所在地区的空间特征由此便进入了原有解释框架。
　　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研究对象、对性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作了综述、对三个研究视角作了解释，并详细介绍了空间理论视角的内涵。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的主体，分别以“多伴侣发生否”、“性生活生理满意度”、“性生活心理满意度”为目标变量建立涵盖了三个理论视角的多层模型。主体部分的写作体例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综述、研究假设、模型的建立、模型的说明等几个部分。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作了简明的总结，同时对实证发现做了探索式的解释。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传统的资源视角、性脚本视角对长期性关系中多伴侣的发生、性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解释力度；此外，多层模型的建构过程也说明，多伴侣性行为、性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社区、地区差异，从而证明了空间视角纳入既有解释框架的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空间结构多样性越大，身处其中的个体多伴侣发生率越高；地区居住空间越大，身处其中的个体多伴侣发生率也越高；而地区空间结构多样性越大，会显著降低性生活生理“非常满意”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纳入模型的社区变量对多伴侣发生率、性生活(生理和心理)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社区性开放程度、社区社会网络密度两个变量在拟合本次调查数据时效果不理想，探索表征社区影响的变量将是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之一。
　　在对长期性关系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性的“现代社会”这一概念，用以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在“性”方面的变化，这是一个倡导性快乐、崇尚性关系当事人“自主”的时代。只有将城市长期性关系中的多伴侣性行为的选择、性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放在性的“现代社会”这一时空背景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城市中长期异性性关系中的多伴侣性行为、性生活满意度问题。
　　此外，在对实证结果探索性解释的基础上，本研究指出“2006年中国成年人性调查”的数据似乎揭示出这样一个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日益缩小、地区空间结构多样性趋同之时，较高的多伴侣发生率、性生活生理“非常满意”的发生率低将成为长期异性性关系中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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